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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同性”角度看共同缔造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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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合会也”,作为中国传统“和合”思想中的高频字,“同”字一直以来都具有非凡的文化和社会含义,《礼记·礼运》所提出的“大同社会”,更是代表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对社会的最高憧憬。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广泛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发动群众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以共同缔造理念将“同”的概念与社会治理紧密联结,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场域下对社会领域“共同性”的执着追求。

“共同性”起源于对文化精神的共同追求。以共同缔造理念在厦门的实践为例,“美丽厦门·共同缔造”活动致力于以“美丽厦门”的共同目标,通过凝聚厦门人在生活、收益、发展、命运和想象上的“共同体”共识,将不同群体最大限度黏合起来,形成社会共同行动。而儒家在探求“大同社会”时,也是首先举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精神旗帜,通过文化涵摄的方式号召人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在持续“以文化人”中增进社会共同性,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最终实现天下大同。观照当下推行共同缔造,同样需要运用“以文化人”的方式,要紧密结合地方的历史、人文、经济、社会情况,总结塑造具有时代和地域特色且为社会普遍认同的“共同”精神内核,并在追求共同文化精神的过程中不断求同存异,逐步扩大社会共识面,深化群众共同体意识,为发动群众“五共”奠定思想文化和社会基础。

“共同性”落脚于对社会性效率的共同追求。除受到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外,共同缔造理念的形成与社会变革带来的公共领域发展也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初期,原有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生产力高速发展,各类信息、资源急速膨胀,私人领域迅速扩张,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社会主要矛盾改变,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各种公共活动层出不穷,公共领域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有力有序有效引导人民参与公共生活成为当务之急,共同缔造理念应运而生。不同于集体管理对社会关系的忽视,依托于公共领域的共同缔造强调在充分尊重私人领域的前提下由“管理”到“治理”的科学转变,这就要求我们将其与政府出资出力的集体行动区分开来,向群众让渡充分的思考和决定空间,通过行政、建设乃至发展规划上的“以下带上”,提高行动的社会性效率。

“共同性”还蕴含着对“先进性”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共同缔造要求参与社会共同体的群众个体具备理性把握社会实际、理解共同目标,并做出正确价值判断的能力素质。另一方面,社会共同体的形成逻辑决定其本身只有具备适度超前的共同目标和相对强大的共同力量,才能抓住自身存在支撑点和行动着力点。后者的“共同先进性”建立在前者的“群众先进性”基础上,并反过来引导、促进“群众先进性”,产生良性互动。因此,针对性做好群众教育工作,持续提升群众作为“公共人”的能力素养是共同缔造活动常做常新的必要保证,结合实践经验,我们可以从三个方向思考。一是从党的政治和组织优势出发,坚持党建引领共同缔造,通过“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建设,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群体“先进性”打开工作局面,引导和教育群众。二是从社会组织的倡导功能出发,培育多种类型的社会组织,通过“横向到边”的组织体系建设,将全体群众纳入党组织领导的各类组织中,强化群众“公共人”角色,从而达到教育目的。三是从群众日常生活出发,在代表制“大自治”、村(居)委会“小自治”外做强做实绿化认养、互助养老等群众日常生活“微自治”,促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同”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字形脱胎于四人喊口令协作共抬猎物的形象。纵观古今,无论是古人朴素的社会理想,还是共同缔造环环相扣的机制设计,最终都统一于对团结、和谐,充满生机的社会共同体的向往。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点军区 李昊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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