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清近影

早年张道清

●讲述人：

张道清66岁编剧

●讲述时间：

2022年1月10日

●记录采写：

全媒记者冯汉斌

生于1956年的张道清是中国作协会员和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同时也是我市影视剧创作的领军人物。由他担纲编剧的长篇电视剧《抗日名将左权》、电影《杨得志围城打援》等剧目，先后在央视黄金强档播出，为宜昌乃至湖北争得过荣誉。2016年，张道清从当阳市融媒体中心退休后，随子女定居武汉。但他并不安于现状，多次深入长阳山区从事文学采风活动，五年时间里创作了与长阳有关的两部院线大电影、一部微电影、一部六场歌剧剧本和一部五句子长篇叙事诗。

2021年12月14日，全国文代会、作代会在京开幕，张道清深受鼓舞，第二天就从武汉动身前往长阳，决定再在大山深处扎根三年，耐住寂寞体验生活，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他经过与长阳民俗文化村协商，进驻该单位一套闲置的房子，自费近三万元对室内进行整修、购置办公和生活设施，于2022年1月5日正式挂牌办公。1月10日，张道清讲述了他编剧生涯的丰富经历。

从下乡务农到军旅生活，我的编剧生涯开始萌芽

我的文艺道路是从村文艺队开始的。上世纪70年代，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业余时间参加大队文艺宣传队活动，学习编一些舞台剧等。当时的志向是当一名演员或电影编剧，可是落在农村出去难呀。县电影公司需要招一名幻灯编辑，看上了我，填表的时候被人取而代之；县文工团招生，我各项条件具备正要走人，被大队卡下；县广播站让我去当了一年亦工亦农记者，准备转正时，大队支书强把我拉了回来……走一处死一处，唯一的出路是当兵，解放军是大学校嘛。头一年体检合格，大队找借口说是文艺骨干不让走。第二年又考，还是不让走，我咬破指头写下血书，坚决要求参军，加上接兵首长看上了我，大队只好放人。

1976年我应征入伍，部队首长为了发挥我的特长，让我有机会多读书多看报，特训一年后把我分配在湖北省军区司令部收发室，专门为居住在军区大院里的200多位老红军、老八路投递报刊传送家书。这些退下来的革命老人大都有一个习惯，总爱对小字辈讲一讲他们的战斗故事。很多参谋干事嫌他们语言长纷纷躲开，我是有心人，一有空就主动靠上去听他们讲故事。边听边记，总共积累了上千个史料上没有的故事。在部队的最大收获就是结识了这些将军。还记得当时一个叫苏德洪的老红军经常给我讲八路军高级将领左权的故事。这勾起了对左权将军最原始的记忆。那还是在初中时的地理课上，老师在讲到山西时，告诉我们，山西有个左权县，而这个地方原来叫辽县，是为了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左权将军而更名的。

苏德洪将军对左权的事迹了解颇多，尤其是左权将军的“三次设伏”更是抗日战争的经典之作。他的叙述也成为日后自己“能够用细节和故事描写”左权将军的主要原因。获取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后，我静下心细细地琢磨起来。我想，很多知名将领都已被写成书或者搬上荧屏和银幕，惟有左权的事迹少有人知。于是，我决心动手为左权将军立传。

为写《抗日名将左权》，我前后花费了20多年心血

萌发这样的念头是在1978年，我才当兵两年多，还是一个走路带风的毛头小伙。论文化，高中毕业；论职务，只不过是普通一兵，着手编写《抗日名将左权》的基本条件并不具备。但我铁了心，一点也没有退缩。查资料、买书、买笔墨纸张，几乎耗去了我全部的津贴费。七年的部队生活，我基本不睡午觉，夜以继日地整理出近百万字的笔记资料，并最终形成了30余万字的《抗日名将左权》手稿。

1983年金秋，我怀揣《抗日名将左权》书稿，一步三回头地走出军营，含着依依不舍的泪水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养父养母早已双亡，房屋已被抵了外债，我只好借住到一间四壁透风的两间仓库屋里，一间住我，另一间住牛。在基本生活都没着落的情况下，我鼓足勇气提笔给《宜昌报》写了一封长信，阐明自己的处境和创作《抗日名将左权》的决心。不久，时任报社社长的林永仁、总编张赫玲驱车赶到乡下找到我，鼓励我说：“只要不放弃就能成功，彩虹总在风雨后。”同时向当阳文化部门鼎力推荐，引起关注。不久，我被县广播站聘用为临时工记者。这个时候，我又开始为《抗日名将左权》书稿谋出路，开始试图将书稿改编成长篇电视剧，但具体到每一个场面，每一个细节，问题依然很多。

2001年5月和10月，我找原部队一位老首长借了一些钱两上太行山。在那里，我几乎“颠覆”了原来心目中对左权将军的认识。如战争场景，左权将军最有名的“三次设伏”地，我原以为应该是一个峡谷，而去了才发现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乱石滩，一马平川。同时对当地风土人情也有了更为感性、真实的认识。从太行山下来，我的创作节奏骤然加快，几乎是“推倒重来”。不到一年时间，20集的《抗日名将左权》剧本完成。从1978年到2003年，七易其稿，我在穷困中用24年完成了年轻时的愿望。

2003年初春时节，八一电影制片厂一位导演在当阳拍戏与我相识，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向他递交了20集电视剧《抗日名将左权》的手稿。很快，这部手稿放在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明振江将军的办公桌上。碰巧的是，明振江办公桌上另有一部6集剧本手稿也叫《抗日名将左权》，系八一厂原副政委姚仁隽等编写。明振江决定两稿并用，由我执笔统编。

2003年6月13日，我被借调进京，全权统编剧本。同年8月8日，该剧在山西投拍，耗资1200万元。2005年，国家“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领导小组”推荐作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重点剧目搬上央视黄金段，19家省台卫视频道也相继播出。

随后，我担纲编剧的电影《杨得志围城打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央视六套2006年10月8日黄金强档首播，获央视第七届数字电影百合奖优秀故事片一等奖，第十二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提名；担纲编剧的电影《最后一个盲点》，央视六套2008年2月9日黄金强档播出，获2007年度国家广电总局金帆奖。四年之内，我担纲编剧的影视作品三上央视，这是非常难得的殊荣。

从《哭嫁》到《大山里的诗歌》，长阳的文化资源让我着迷

2016年1月15日，我从当阳市融媒体中心退休后，随子女定居武汉。但我不想安于现状。我从小就对长阳的土家风情和五句子山歌充满好奇，于是从这一年的3月起，我就不间断地常到长阳，常在山区转，五年时间过去了，终于转出了一些“名堂”。五年里我创作了与长阳有关的两部院线大电影、一部微电影、一部六场歌剧剧本和一部五句子长篇叙事诗。其中，院线大电影《哭嫁》公映后，荣获2018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暨第九届北京民族电影展金杉叶优秀影片奖；六场歌剧剧本《土家新娘》被湖北省民族歌舞团（长阳）收购筹排；院线大电影《大山里的诗歌》完成剧已于2021年12月21日通过省电影局审查，正在领取龙标；微电影《人民的语言》，荣获“理想照耀中国——湖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网络视听作品大赛”优秀作品奖；长达六千多行的五句子长篇叙事诗《清江诗魔》，正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里，我得重点说说《哭嫁》。土家姑娘的哭嫁，是一出荡气回肠的悲喜大戏。在所有土家民俗中，哭嫁的仪式最庞杂，程序最完整，细节最精致，先后要经过二十多道程序。我在采风活动中捕捉到一个革命故事：1929年9月，红六军在资丘镇上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伏击，伤亡惨重。有一个身受重伤的汉族女兵跳清江突围进入麻池寨，正好遇到一位姓覃的郎中嫁姑娘。那是一个哭嫁之夜，乡亲们决定冒死救红军。第二天，新郎打轿娶亲，抬走的不是新娘却是汉族红军女战士，而土家新娘子却换上红军军装把敌人引开，最后壮烈牺牲……于是，这个故事便在我笔下演绎成一部电影，为哭嫁民俗安上了金翅膀。本片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背景，以一个家庭哭嫁为现场，以土家儿女冒死营救汉族红军女兵为主线，展现出土家儿女赴汤蹈火闹革命的凛然正气，赋予民族民俗经典新的寓意。新郎打轿娶亲，抬走的不是新娘却是汉族红军女战士，而土家新娘子却壮烈牺牲。看过这部电影的乡亲们，用五句子概括了他们的感受：土家儿女爱红军，千里清江作见证。提着脑壳跟党走，花轿一乘抬革命，抬出万代鱼水情。

长阳是个有故事的地方，在长阳扎根，一定会丰富我的艺术生命。我将利用这宝贵的几年时间，多到基层问道百姓，重点是深挖细找散落于民间尚未开发的五句子山歌。我还打算以创作室为阵地，每年至少为山区的文学青年义务举办一期影视创作培训班。